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城市新区的建设，都不能脱离原生的文化生态。真正化作“人”生活一部分的空间才能走得更远。

一、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城市化现状与城市更新

当今世界城市发展存在两种突出、对立的现象，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一种是城市新区的大面积拓展，一种是以人口减少为特征的城市收缩。城市更新是面对城区建筑、人口、产业等衰败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几乎成为大部分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的一种普遍现象与共同话题。伴随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城市景观也随之变化。

以城市河流等自然景观为例。具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城市都是依傍一条大的河流发展起来的。伴随城市化动力转变，河流的灌溉、水源、运输等功能退化，会形成新的社会功能，比如黄浦江、苏州河两岸步道的贯通、新江湾湿地观鸟基地的形成。也就是说，伴随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相同的历史地理要素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地理景观。如果在城市化发展中，诸如河流等实体消失了，相应的自然、人文景观也就随之消亡。

人文景观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我对浦东开发开放前后在上海的外地移民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访谈中，我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承袭了近代以来上海外来居民一贯的习俗，就是按照籍贯聚集来从业和居住。

我所访谈的几位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前都居住在浦西。而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他们很快就搬去了浦东。

在浦东，伴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这些受访者的工作地点和居所的分布又发生了变化，就是越来越往东迁移。最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上海的中心城区。这当中反映的上海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与外来人口的分布、产业的分布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密集型产业工人在空间上的退却现象。

从空间上来说，城市空间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大的空间里嵌套有若干小的空间，其深层逻辑是一个个共生的次一级系统。

正如近代上海许多来自广东的旅沪移民居住在虹口，他们当中的水木业工人在此建立了自己的鲁班庙，周边分布着很多相关的广东籍商铺。这些人信仰鲁班，在城市空间上形成特殊的一景，甚至当时的武昌路的别称是“广东街”。

因此，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目前，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于是，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应当知道，我们的城市在时间线条上应当是可溯源的、可持续的。同一空间中各文化景观与社会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和共生的。这也是城市更新无法忽视的事实。但是，目前来说，中国的城市更新更注重物理空间和产业形式上的焕新，相对忽略了城市的历史地理要素的相关性和连续性，而这一点正是任何一个阶段城市前进的基础。

自中国近代以来，上海是开启了近代化的先驱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她的文化样式、物质文明等都以不同形式扩散到了周边的省份和地区。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设立浦东新区，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长江沿线和长三角的城市的发展模式影响很大。这些城市都紧跟步伐设立新区，一方面缓解了旧城衰退的经济、土地压力，另一方面，拓展了城市空间并带动经济发展。

但是，与上文所说的城市更新一样，这些进程都带来了一个问题：许多城市新区的建设基本上与老城区是脱节的，两者之间在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上联系较弱。

二、城市更新中文化的角色与文化场域

“场域”是布尔迪厄创立的概念，指涉在整体社会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圈子。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的整体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都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的客观关系的空间。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产生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而在城市社会中，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前，都是如此。因此，当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城市研究，可以认为城市社会是由无数个小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如果将这一关系投射到城市空间上，就可以想象，一个城市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且相互关联的社会空间。

文化场域既是城市空间本身，是城市空间产生的基础，也是历史地理生态，它决定着城市的性格。而这一场域的核心是“人”。

凡·高在1887年夏创作的关于巴黎的画作《城墙、马车与行人》（现藏于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展现了当时巴黎城墙周边人群的活动场景，而图中的城墙、建筑并不是重点。画面中的人才是画作的重心。城市中的个人往往很少被城市描绘者们重视，但恰恰是这些个体构成了城市的基调、场域和社会关系网络。

这一现象在近代上海城市也是常见的。例如，在沪南日晖港，广潮会馆举办他们的乡土神迎神仪式，其路线穿越几乎东半面老城厢。类似的社会活动或生活仪式既影响了当时的城市空间，也构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场域。即使将这一架构放在今天的城市也并不过时。

事实上，城市需要更新的地区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相对稳定、陈旧的区域，正因如此，这些区域所体现出来的场域才更加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这些价值往往与曾经在此居住的人群的生活痕迹密不可分。如果城市更新简单告别旧空间中的一切，过去那些存在过的社会关系网络、生活方式及其携带的文化信息便走向消亡。

以一些经历着更新进程的城市为例，其城市更新表现出空间神韵的消散。经过改造后的城市空间以高档住宅和商用建筑为主，历史风貌存在土崩瓦解、消失殆尽的可能性，急待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当然，老旧城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落后，承载的文化民俗几近丢失；由于传统的城市布局，一些区域的居民仍然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结构中，生活极其不便。但如果将其迁移，又带来“乡谊”的丢失和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逸散。如何在城市空间更新和基层社会关系组织、民俗文化存续之间达到平衡，是目前城市更新必须解决的发展和更新难题。

城市更新并不仅仅是建筑的修葺与重建，更不单单是产业要素的全新布局与调配。突破局部的空间范围，将其放在整个城市乃至区域的发展目标中去看，或许能找到新的破题思路。

三、如何做到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存续与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市更新中保护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继承传统的形式，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激活既有的文化积淀，避免城市再次走向新一轮的同质化——

从周边小镇回味城市历史。文化本身体现在社会生活、建筑、社区结构等多个方面。优势的文化形式大都是以扩散的方式影响周边地区。以传统的江南城市文化为例，主流文化在城市出现，小镇慢慢模仿，伴随着一些城市传统文化的消失，许多文化样式只能在周边小镇地区才能看到。这些小镇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过往大城市曾有的生活风貌。但是，伴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在的小镇产业形态也走向同质化，唯一不同的是，小镇更多保留了原始居民。因此，能否将城市更新、文化场域保护与小镇现代形态与未来可持续发展联合起来规划，非常重要。

尽量地保持城市路网和城市形态。那么，具体到上海老城厢，是一种什么情况？上海老城厢是目前上海中心城区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江南城市形态，在一些地名、路网和建筑上均有体现。

众所周知，步入近代以后，“租界”的城市化在西方城市建设规划理念下开展，当时位于“华界”的闸北也引入了商人、资本的力量，进行了近代的城市规划。也就是说，老城厢对于整个上海城市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刨去老城厢不讲，那么，我们能看到的城市形态大都是从开埠以后开始建设的。到一定时候，如果我们说上海在开埠以前不是小渔村，我们有特色的江南文化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可以说，老城厢直接将我们城市的历史记忆向前推。

老城厢里的江南文化场域不仅包括居民的生活空间，还包括路网、街巷、信仰、戏曲、老地名、地界碑、俚语，等等。这些要素体现着江南文化和近代上海移民文化的特质，蕴含着自由经商、崇尚自然、社会网络多元等丰富的精神和逻辑。因此，在城市更新中避免大规模地拓宽马路，是保护文化场域的一条重要路径。

尽可能保留原有的居民社会网络结构。城市更新以后的区域往往房价、地租上涨，原始居民外迁，这就造成原有社区网络的消逝。如果城市更新带来的人口外移不可避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种块状迁移、部分保护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文化样式？以上海老城厢为例，定期开展的评弹展演吸引了许多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文化的一个典型表征。但是，如果其表演者、欣赏者都因城市更新而分散，类似活动的开展也就失去了原汁原味的社交氛围和文化氛围，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表演活动。

更新后的城市区域要引入和构建新的文化场域。在近代城市规划正式出现之前，很多城市的布局和建筑受到权力主体或者使用者的影响。如果设计者不是居住者，整个空间生产更多源于一种被动的、纯产业驱动的架构，所形成的生态就很难扎下根来。因此，在城市更新后要想形成一定的文化场域和生态，必须注重空间中“人”的主体性和重要性。真正化作“人”生活的一部分的空间才能走得更远。（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